重庆13岁童工手臂受重伤 证据欠缺下获赔30万

一个来自重庆贫困山区的13岁小女孩来到北京打工，由于过度疲劳和机器没有保护措施，她的右手不慎被绞进甩菜机。公司和她划清了界限、能够作证的其他工人也早就被辞退而各奔东西。
面对没有任何证据的困局、面对需要赶紧筹钱动手术保住的手臂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……
女孩工伤　面临截肢后果
胡小菊是重庆巫溪县贫困山区的女孩，1996年4月，年仅13岁的胡小菊为了帮父母还债被老乡带到北京某食品公司打工。同年12月6日，胡小菊被安排到蔬菜甩干机上甩菜。由于过度疲劳和机器没有保护措施，她的右手不慎被绞进甩菜机。医院诊断为“右前臂双骨骨折，又肱骨内外髁骨折，肘关节错位，又挠骨骺损伤，”“考虑截肢。”
我是在1997年1月经人介绍认识的胡小菊。当时她躺在北京武警部队骨伤科医院的病床上，老板娘预付的一万元住院押金已经用完，主治医生认为需要三次手术胳膊才可能保住，我没有过多考虑就接下这个案子。
接案后困难来了，公司拒绝再支付胡小菊的住院费和生活费，并且不承认胡小菊是这个公司职工，更不承认胡小菊是因工负伤。
显然，非法雇佣的童工是不可能有劳动合同的，胡小菊也拿不出她在该公司工作过和领过工资的证据。
公安机关认为此案属于工伤事故，检察院表示无法介入，法院认为此案没有经过劳动仲裁他们不能受理，劳动仲裁委员会则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，总之全都管不了这事。
想方设法　先做手术要紧
为了保住胡小菊的胳膊，并获得医疗费凭证，我开始张罗胡小菊的医疗费问题。
我和医院领导协商，能否先给胡小菊做手术，欠医院的医疗费由我担保。医院对此不同意，主治医生说：“我也想马上给胡小菊做手术。交不上费，药房拿不出药来，我怎么治疗？”药房说：“没有收费凭证我怎么能拿药？”
我找到劳动监察大队，一位领导的答复是：“没有医疗费收据怎么索赔？现在不是提倡律师法律援助吗，你们律师有钱，你先出钱给她治病吧。”
在很多人眼里，律师是有钱阶层，律师办的每个案子都有利可图，对此我只能苦笑以对。
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，我急中生智找到一位记者帮忙。这位记者乘着电视台的采访车来到医院采访胡小菊，惊动了医院领导。记者突然将话筒对准医院院长，问：“像胡小菊这样的孩子，无依无靠，一般医院都不会收治这样的病人，你们医院为什么在她交不起医疗费的情况下为他做手术呢？”带着电视台标的话筒已经伸到面前，面对摄像机，这位院长爽快地说：“治病救人要紧嘛。”我一推主治医生，主治医生说：“那我就去准备手术了。”院长说：“快去，快去！”
首次手术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手臂保住　忧虑如何立案
我准备直接接触这家食品公司，电话联系，公司老板娘金某某不接待我。我想找和胡小菊一起工作过的小姐妹，老板娘早有准备，和胡小菊一起工作的几个小姑娘都被辞退了，他们有的是四川人，有的是黑龙江人，还有的是甘肃人，都没有具体联络地址，一个也找不到。
在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的催促下，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受理了此案。工作人员找到该食品公司，公司大铁门紧闭，不予配合。
《工人日报》　首先报道了胡小菊的受伤情况，我拿着报纸和诉状找到法院，立案室当然不肯立案，我直接找到院领导，把报纸一递，请示这个事怎么办。没有劳动仲裁裁决书法院不能立案，这是法律规定。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仲裁也不能立案，这也是法律规定。
经法院和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协商，决定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先立案。
至此案算立上了，可手上没有任何证据，官司怎么打呢？
这家食品公司名为中外合资企业，实际是一个家庭作坊，他们首先对我的代理权提出异议。
胡小菊当时只有14岁，按照我国民法，属于没有行为能力的人。胡小菊给我的委托书是否有效呢？这确实是个问题。
本来，应当由胡小菊的父母写委托书，可是她父母哪有路费来北京呀。我要是没有代理权，谁来为胡小菊说话呢？
此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京剧宋士杰。宋士杰为杨素贞代理诉讼，因没有代理权被说成挑词架讼，差点挨40大板。宋士杰急中生智，谎称和杨素贞之父有八拜之交，杨素贞是自己的螟蛉义女，这才免了一顿打。
于是我也效仿古人，说：“胡小菊的父母来不了北京，我是她干爹，我不代理谁代理呢？”仲裁员没有较真，对方也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反驳，默认了我的代理权。
首次仲裁　对方被迫调解
对于被诉，对方也准备了一套说辞：“胡小菊是来我厂看望她老乡的，不是我厂招的职工。胡小菊自称17岁不是13岁，不是童工。我厂没有安排胡小菊干活，是她擅自动机器受的伤，不是工伤。公司为胡小菊垫付一万元医疗费是出于人道主义，治疗到此中止，胡小菊可以回厂养伤，养好伤后在厂里干四年活，还清一万元医疗费后才可以回家。”
被告太不讲理了，我又没有任何证据进行反驳，只好采取不讲理的办法对付。我不和金某某辩论了，而是递交了先予执行申请书。仲裁庭同意裁定先行给付医药费、生活费。
被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同意调解。
调解结果是：
1、由被诉人补发胡小菊1至4月的工资共1200元，作为生活费；
2、由被诉人去医院结算胡小菊医疗费，并把胡小菊接回单位养伤。
3、待需要二次手术时，由被诉人在区内为胡小菊选择医院治疗。
达成了这种调解协议，本案终结。我即免除了举证责任，也解决了胡小菊的住院费。
法院判决　获赔偿30万
1998年春节过后，胡小菊需要再次手术了，找公司要钱遭到拒绝，对方还把胡小菊赶出公司，停发了每月300元的生活费。胡小菊拿到入院通知单，只得又一次申请仲裁。
这一次，我们申请的事项是要求吉叶公司履行调解协议，预付胡小菊治疗工伤的住院费，承担护理义务，并给付近两个月的工资共600元。
被诉人拒不到庭，仲裁庭缺席裁决，支持了胡小菊的请求。
对方公司不服，但是由于费用不大，它也没有起诉，而是履行了裁定。
1998年10月，胡小菊伤愈出院。在许多新闻媒体的声援下，劳动局为胡小菊做出伤残鉴定，鉴定为6级伤残，属于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，并发了工伤证。
1998年11月，胡小菊第三次申请劳动仲裁，这回要和公司算总账了。
公司负责人还是拒不到庭，仲裁庭缺席裁定该公司支付胡小菊工伤津贴、残疾补助金、伤残抚恤金等近30万元。
面对近30万元的赔偿，该公司再也坐不住了，终于在1999年3月起诉到法院。
我没有在答辩期内提出答辩，只是申请先行给付一万元作为胡小菊的生活费。我的打算是，拿到这一万元后再慢慢和这家公司打官司。
开庭时，该公司认为我始终没有拿出胡小菊和他们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，始终没有拿出胡小菊的伤属于工伤的证据。没有想到，到了法庭上，我突然拿出了他们无法推翻的证据。
证据一：1997年4月11日，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。被告在协议中承诺为胡小菊补发工资，并为胡小菊治疗工伤。
证据二：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，裁定该公司为胡小菊继续治疗工伤并支付工资，并写明对该裁定书如果不服15日内可以向法院起诉，公司没有起诉。
证据三：1998年10月，胡小菊的工伤证。
对方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证据，当场表示不服，说：“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自己搞的，我不认可！我有证据证明胡小菊不是我单位职工。”
我的代理意见是：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书的起诉期为15日，现在裁决书已经下发两年了，该公司没有权利对裁定书提出异议。仲裁裁决书生效后和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具有法律预决力，非经法定程序，法院没有权力对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做出新的认定。
劳动仲裁不属于诉讼程序，审判监督程序不适用于劳动仲裁。
我出示的这些证据，使得法院作出了与劳动仲裁裁决书同样内容的判决。
最后交锋　保住工伤证明
对于法院的判决，公司表示不服，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。
二审审理中该公司提出，劳动局颁发的工伤证违反法律程序，并于2000年3月以劳动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，二审只能中止审理。
眼看关键的工伤证有被撤销的可能，我心里当然十分焦急。
如果工伤证真的撤销了，我这四年的官司岂不是白打了，胡小菊可怎么办？
幸好，该公司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躲躲闪闪，这次起诉中，她又不接法院的电话，也不收传票，身为原告却两次都没有出庭。于是法院出了一份裁定书，认定行政诉讼原告经两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，裁定按原告撤诉处理。
拿到这份裁定书，胡小菊工伤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
二审恢复审理后，对方依旧不出庭应诉，二审裁定依旧是：经合法传唤，上诉人拒不到庭，按撤回上诉处理。
至此，这起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案件，终于有了比较圆满的结局。
（文中人物为化名）

法律知识延伸阅读